定海军的核心人员们，大抵都没把朝廷放在眼里。初时，这种情绪只在极私下的场合显露，但随着己方的势力日渐强盛，将士们的情绪表露也就愈来愈直白。
对此，郭宁既不鼓励，也不阻止。
不鼓励，是因为定海军尚需低调，眼下还没到扯旗的时机；不阻止，则是因为这种情绪本身，确实是定海军的军心所在，迟早有需要其勃发的时候。
但对皇帝本人，郭宁倒并不鄙视。
完颜珣能在中都事变的乱局中安安稳稳坐到皇帝的位置上，本身并非庸人。
他对朝局的控制，对文武百官的监查和猜忌，并非出于性格或才能上的弱点，而是缘于局势所迫。而他在当上皇帝以后的所作所为，也不是一无是处。
郭宁曾与移剌楚材讨论过。大金国这几年的政局变化，其实和军事上的变化有着紧密关联。
早年大金与蒙古厮杀，尚处上风的时候，每隔数年调集界壕沿线各统军司的精锐，由宰执重将统领，向北剿杀、极于穷荒。
后来蒙古人渐渐形成统一政权，金军的北进剿杀就越来越难，需要动用的兵力规模越来越大。但朝廷的整体思路，仍然是集结全国的劲兵猛将，在界壕以北的草原上决战破敌。
这个思路撞上了统一以后强悍异常的蒙古军队，结果在野狐岭和密谷口两次大会战中，造成了数万数十万人规模的溃败，金国的野战精锐被一扫而空，中原、河北各地的人力资源损失惨重。
此后金国和蒙古攻守易势，金国的朝廷中枢便不再有能力组织先前那种大规模的军队。在贞佑元年的战事中，朝廷的军事权力，更处于不断滑落到基层的过程。
一向以来，大金各地的总管府、节度使府兼领军政事务，但这批总管和节度使们，有相当数量死在了此前野狐岭和密谷口的惨败中。而作为辅弼的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也随着蒙古人的入侵，被打得稀碎。
所以从大安三年开始，大金地方军政人选的任命，就陷入了失控状态。
中枢几乎不能及时填补地方的官员空缺，而纵使遣出人手填补了空缺，这些官员又不得不自行其是，与中枢形同隔绝。
比如说，按照制度，地方军将发兵三百人以上或征兵，都需要尚书省奏请虎符，近侍局交付虎符，尚书省再备录圣旨，然后专使携符信驰送至彼。但实际上当着蒙古人铁骑纵横，谁有时间候着朝廷旨意？
无论是面对蒙古人的最前线还是后方，各处镇守军将和地方豪杰，全都在自家签军、自家征粮、自家打仗，自家修建堡垒，卫护乡里。
这种情况下，朝廷中枢和皇帝本人，在决断军政大事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度茫然和失控的状况。
皇帝的视野只能及于中都城墙之内，出了城墙，一切全都是混沌和未知。
听说哪里打输了？怎么输的？输成什么样了？不知道。
听说哪里打赢了？怎么赢的？赢在了哪里？也不知道。
在这种失控局面下，任何指挥、调度都成了空谈，皇帝能做什么？敢做什么？
自古以来，每当外敌强盛、皇纲失统，这种局面必然发生。如果摆脱不了这种局面，皇帝或者中枢就别想有所作为；既然皇帝和中枢毫无作为，地方又怎么会尊奉中枢呢？如此一来，大金国就势不可挡地走向分崩离析。
皇帝想要摆脱这种局面，手段无非三条。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中枢拔擢有能之将、忠勇之士，重组可战之军。
可惜女真人的武风衰颓非止一日，地方上的女真镇防军全都烂得不成样子了，而中都城里的女真都统、猛安、谋克虽然超过万数，敢于出城厮杀的却少得可怜。更不要提朝廷缺乏钱粮，也难支撑组建新军所需。
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美，全然办不成。
其次的办法，便只有广设将帅高官，众建籓篱以分大将之势；然后以近侍为耳目，以耳目制臂膀。
但这两种手段，一旦不能压服诸将，反而促使离心离德，激发起地方军将与中枢更多的矛盾。尤其是在地方军将本身对朝廷缺乏敬畏的情况下，影响愈发恶劣。
皇帝当然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首先用在定海军身上试一试分寸。
这不是因为皇帝信任定海军，而是因为皇帝彻彻底底的不信任定海军，定海军本身也不是正经朝廷兵马。
皇帝的手段运用成了，便能从定海军中抽出具备相当力量的一部，引为朝廷所用，这便凭空赚到了。
就算运用不成，引起郭宁的恼怒也无妨。眼下定海军和朝廷，还在互通有无的时候，皇帝并不觉得郭宁会立即起兵造反。
郭宁就算恼怒，他麾下大将就算骂几句狗皇帝，难道还有损于皇帝本人么？
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一个两个近侍倒霉。皇帝虽然口口声声以近侍为心腹、为耳目，实际上，死几个近侍算不了什么。
无非是一场小小交锋里，付出的小小代价。
三天以后。
近侍局奉御乌林答忙哥带着随员们，站在直沽寨以东的信安海壖上头。
这是一处偏僻的码头，所以没有什么商贾扰乱。一艘事前约好的通州样大海船，正慢慢靠拢过来，他的随员们前前后后地忙着，把己方的车马箱笼摆在码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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