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卷上署款的记年为嘉靖辛亥十二月六日，即嘉靖三十年，也就是1551年，这一年文徵明正好八十一岁，说明这幅作品应该是他晚年所创作的。
此外，此图左下角还钤有吴伟业的印章，此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除此之外，还有多位清代文人的铃印。
还有，从此图的提拔来看，应该是幅对临之作，什么是对临？就是面对着别人的画迹或印刷品，按其作品的笔、墨、设色、章法，一丝不苟地照样画下来。
为何楚琛会认为这幅作品为对临之作？也是因为文徵明的提拔正是黄公望题在李嵩《骷髅图》上的《醉中天》小令。
不管怎样，此图人物神情生动而精准，线条构勒飘逸流畅，设色淡雅，特别是大小骷髅的比例也非常的精准，和原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是一幅难得的描白精品之作。
只是，就像前文说的，这幅图中的人物是文徵明真迹，还是代笔？或图是他人所作，而文徵明为之题跋？
如果是换了其他一位年已八十岁的老画家，画出如此精工的白描人物图，肯定会遭致质疑，但文徵明书画“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细入豪发者”，有此作品并不奇怪。
但是就像前文说的，文徵明一生的绘画作品中，几乎极少临摹前人的作品，多为自己创作。其中只有一幅收藏在宝岛故.宫博物馆的《芭蕉仕女图》轴上有题跋云：“嘉靖已亥春日，偶阅赵松雪芭蕉士女图，戏临一过。”
这幅画无名款，钤白文方印“徵明印”。这幅画为清宫旧藏，曾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延禧宫》。如此图是真迹，或可说明眼前这幅《骷髅幻世图》有可能是其临摹的真迹。
那么，这幅《骷髅幻世图》是否是代笔之作？
楚琛稍稍一回想，从已有的史料可知，为文徵明绘画代笔的朱朗、周天球、陆师道诸人中，代笔山水或花卉应是事实，而代笔画工笔白描人物，史无记载，且上述诸人均不擅长人物。
在文徵明晚年（八十岁前后）的弟子和友人之中，有眼前这幅人物画功力和造诣的似乎就只有仇英一人。
楚琛从史料中得知，文、仇两人相交相知三十余年，亦师亦友，而且经常合作绘画。如正德十五年文、仇合作《摹李公麟〈莲社图〉》；正德十二年（1517）文徵明画、由仇英设色的《湘君湘夫人图》等。
而文、仇两人以书画合璧形式创作则更多，著名的有仇画、文书《孝经图》卷、《双骏图》轴等，另外还有《上林图》卷、《职贡图》卷、《后赤壁赋图》卷等等。
那么，眼前这幅画到底是文徵明亲笔所作，还是文、仇两人合作？不过不管是文徵明还是文、仇两人合作的作品，只要是真迹，那这幅画的价值都是很高的。
带着这个疑问，楚琛拿出放大镜，开始仔细观察起来。
首先一点，字迹和钤印，楚琛可以肯定是真迹，非常符合其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的特点。
而画中的人物看上去，形肖神完，概括力强，栩栩如生，赋色精丽而不浮艳，以绘画的用笔和风格来看，确实为仇英一脉。
但这幅画的创作年代为1551年冬季，而仇英的生卒年月不太可考，有说1551年也有说1552年秋冬之季，但就算是1552年去世的，那十来个月之前，仇英还有没有力气来画这么一幅作品，也是个未知数。
况且，以这幅作品的用笔和风格来看，和仇英以往的作品还是有所差别，不及仇英所作精妙。楚琛仔细观察下来，觉得画法和风格来看很像是尤求所作。
尤求是仇英的外甥。善画人物、仕女、道释及山水。作为吴门画派晚期重要的代表画家，尤求以白描人物见长，画法学仇英，后上溯刘松年、钱舜举。风格细秀，追求文人的古雅蕴藉，被称为仇英后继。
而且在在观察之中，楚琛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这幅作品的纸张原本比现在还尺寸应该还要大一些，而失去的部分，很可能是在以前揭裱的时候，有意识的裁割失去的。
有了这个发现，楚琛的心中也马上有了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猜测。
他记得在师傅的笔记中看到过，吴门名家在当时无数的仿制品、复制品，伪本上还常有本人的亲自题字。而在鉴定中，往往也会发觉实际由钱穀、朱朗、尤求、文嘉和文彭代笔，却有文徵明亲笔署款的作品。
由这一点，楚琛推测，那裁割去的部分，很可能就是尤求的题字，至于裁割这部分的目的，也很好理解，因为在画史上，文徵明的知名度历来就远大于仇英和尤求，为了利益，裁割去尤求的题字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楚琛觉得，眼前的这幅画作，应该是尤求代笔，文徵明题跋的一幅作品。
不过在书画鉴定上，楚琛比起瓷器和玉器的鉴定来说，还是差了一些，而且结论以猜测为主，也不够严谨，所以他还是马上用上了异能。
这异能虽然不能直截了当的说这幅画作是真品，不过从年代和价值两方面，也已经能够支持楚琛的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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