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英国人之后，聂伤便在汶北长时间停留，四处视察，处理移民事务。
汶北的移民不都是住在城里的，实际上城池很小，主要是军事和行政功能，生活功能并不完善。
里面驻扎着军队，储存着粮草军械，真正常住城内的只有一些军官、贵族、百工和他们的家属。
大多数移民都住在城外的拓荒营地里。
他们来到汶北后，先到小城领了官府下发的工具、奴隶，家贫的又从官府租借牛马和种子、口粮。然后才在国主属臣的带领下，前往各个垦荒处，一起兴建村寨，披荆斩棘，放火开荒。
出于安全考虑，官府没有放任散户随意开垦，而是规划了好几处村落，让数百人集中居住，集中开垦。
并要求每个村子都修建寨墙，以应对外敌的袭击。官府还派了国主的属臣担任村长，没有给大家族吞并本村人口留下机会。
这算是最早的流官制，至于效果怎么样，聂伤心里也没底。
流官往往比本地贵族更贪婪凶暴，因为糟蹋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没心理负担。大家族反而会爱惜自家的领地，善待民众。
两种制度各有利弊，但聂伤性格强势，掌控欲极强，最不能忍受治下有势力和自己对抗。所以为了新领地不被各家族瓜分，他坚决的选择了流官。
村长是以协调指挥新民安置，划分井田疆界为由派驻的，合情合理，目前还没遭受抵触。不过安定下来以后，各个家族必定会抢夺村长之位。
普天之下，各个方国的领土，都是由大小家族管理的，斗耆国本土也不例外。家族之人已经习惯了，认为村邑就应该让他们管理。
国主委派流官是创新之举，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但是以聂伤的权威，又在汶北这块新领土上，他有信心能保证实施下去。
无论如何，聂伤遏制家族势力的决心不可动摇。
……
秋收已经结束，秋末时节，正是开荒的好时机。荒芜的汶北土地上，到处都是劳作的国民和燃起的烟火。
汶北地形是条状的，由西往东分布的三座小城，作用都非常重要。
最西边的大泽邑，虽然有炼铜作坊在，但其实是最让聂伤放心的。
因为那里是水军基地，有大军驻守，人口又多。
移民和周边来投的大量野民和大泽里的水贼，人口快要突破两千了。再加上地形险要，想要一举攻破这里，几乎没有可能。
此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水面上的攻击。
南方诸国，大泽西面的强国，都有可能从水上来袭。对了，还有那蜃龙祭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撕了协议，驱动水怪和火车大的蜃龙杀过来。
所以，大泽邑的防卫重心便落在巨野泽上。
所幸大泽里的水贼大举来投，让斗耆国水军的实力瞬间膨胀了好几倍，已经成了大泽里数一数二的水上势力，也不惧他国水军。
对于那些水贼，聂伤来者不拒，一一分封。首领都分封领主，部众获得斗耆国国民身份，划为领主的领民。
水贼们以前都是野人般的存在，水泽里环境恶劣，蚊虫孳生，又无法获得生活物资，日子过的异常艰难。还经常受到各国的围剿，不敢上岸。
在商国国民眼里，他们的地位比奴隶还低，水贼们自己也很自卑。
这些人被野民须獭一伙说服，投奔斗耆国后，不但生活安定了，地位也一下蹿升起来，自然欣喜若狂，全都安心为聂伤效力。
消息传开了去，大股小股的水贼纷纷从藏身处钻出来，来投者络绎不绝。除了一些追求自在的野水贼，几乎整个水泽里的水贼几乎都跑到斗耆国了。
一下增加了一千多人口，自是好事。可是这些祖祖辈辈都在水上谋生的‘野人’，野性难驯，不服管理，若是一不如意，造起反来，必会生出大乱。
如何安置这些人，聂伤和属臣们很是费了一番心思，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野民和水贼都是习惯水上生活的，一下全安排上岸肯定不行。
所以，官府便在水边设了两个渔村，所有水贼的家属必须住在村里，渔村也委派了村长并迁了几十户老国人做为支柱。
渔民们都有土地，至于怎么利用，随他们自己决定，想要种田的官府支持，不想种田想继续打渔的，官府也不反对。
但是要交九分之一的税，可以用鱼获抵税。那点税对于渔民来说不是事，随便拎上十来条鱼干交到官府就行，并无压力。
最终绝大部分归附的渔民都选择了边种田边打渔。
种田的生活是他们向往的，但是不熟悉，短时间内难以有很大收获，不如边打渔维持生计，边种田学习耕种技术。
其中一些桀骜不驯的青壮水贼都被收入水军之中，以免生乱。水军也进行了改编，分为正军和游军。
正军自不用说，游军却是为了安置大量的水贼专门设立的。
水军在大泽各处建立哨站，分派游军驻守，并巡视各自的防区。
说的好听，其实是军队太多，负担太大，只好把这些人派出去自力更生。所谓自力更生，就是恢复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以抢劫和打渔过活。
当然，斗耆国对游军也不是一毛不拔，会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和少量的生活物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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