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之地，骠骑的新政策之下，原先那些大户隐藏的佃户，渐渐的藏不住了。
农学士，工学士或许只是在城镇周边，不会深入到乡野之中，毕竟乡野之中的不管是田亩还是水利，都零散稀疏，显然是在城镇周边更有效率一些，但是巡检不一样。
发生命案，或是偷窃贼盗反而更多在乡野。起初的时候范先也没在意，以为巡检这也算是好事，毕竟谁都希望有一个安平祥和的居住环境，不希望天天周边都是命案发生，所以最开始的时候，范先对于巡检是欢迎的，而很快的范先就对于巡检厌恶了起来，因为巡检到了乡野，不仅是查命案抓盗贼，也顺带的牵扯出了不少隐藏的户籍和田亩！
随后河东等地开始宣布生孩子有福利可以领，生男孩可领酒和羊，生女孩可领布和猪的福利出来之后，隐户就越发的藏不住了！
因为佃户没户口！
看着旁人都可以领，而他们因为没户口而没办法领取，这个时候佃户就不爽了……
佃户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田亩寄卖给大户，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自耕农的赋税负担太重了。
虽然国家赋税是三十税一，而很多豪强大户的租税是十税一，甚至有的是十之三四，但依旧有大批的自耕农愿意将自己的田亩假寄给大户，成为大户大姓的佃农。
不是佃农傻，而就像是后世米帝的廉租房，明明那么便宜……
这种佃农经济模式，从战国的时期就出现了，到了魏晋南北朝之时，佃农已经明确可以列入地主家籍，而作为列入地主家户籍的相应付出，就是佃农想要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更加困难了，佃农必须经过放免和自赎等手续才可能脱离地主户籍。
在唐宋时代，封建政权已经默许了佃农的存在，甚至为了争取更多的口算，也将他们列入国家户籍之中，于是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佃农逐步取得一定的迁徙、佃田和退佃的自由。到明代，佃农制度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农夫的选择，甚至形成了契约式佃农。
可以说，佃农的发展，伴随着华夏农耕社会的前进。
当斐潜在平阳开始屯田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斐潜在当时就可以称之为是平阳的大地主，所有那些屯田的民夫，近乎于是斐潜名下的佃农。
河东的大户大姓，也就自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怪异之处。至于斐潜允诺给那些农夫的所谓条件，大姓大户都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祖辈就都干过这类似的事情，他们祖辈当年还允诺要给所有的佃农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
是大姓大户食言么？
不是那么简单。
大姓大户绝对不会明面上反悔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佃户总是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这个或是那个的困难，这个时候大户大姓就会伸出援助的手，借给佃户高利贷……
然后之前的合约，是不是就要修正一下了？
因此河东的，甚至是关中的大姓大户，都以为斐潜和他们是一样的，结果没想到斐潜竟然玩真的，这让他们怎么玩？
大抵就算是这些士族的心态了。
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进化的士族子弟呢？也不是没有，比如杜畿柳孚等人，但是杜畿柳孚等人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家族还很小，亦或是这些人并不是家族的话事人。
杜氏如今还很小，要到唐朝才算是大姓，而且依旧无法和清河七姓相提并论。而柳孚这样的，就基本上在家族之中没有多少话语权，也同样没有多少利益的支配权，因此不管是杜畿还是柳孚，都不怎么会反对骠骑的新政。而已经成型的老士族体系，对于斐潜的新政，或是抵触，或是观望，或是拖延，或是阳奉阴违……
这种模式即便是到了后世，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这就像是全国商超都是能骗就骗能坑就坑能卖烂货绝对不卖好东西，偏偏你个死胖子……
但是表面上能说什么？
学习，大家都要好好学习！
暗中则是商议好了，决不能让胖子再开出分店来！
这种情况，将持续到每一次的抉择，外部的竞争和内部的压力，或许会有新的变化，或许依旧沉沦。
范先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重新站起来大口吃肉大口喝血的机会。他完全不能理解骠骑所言的华夏新体制有什么好处，他只是知道他的利益因此而减少了，尤其是他原本可以获取的横财，如今尽数断绝。这让范先每每思起，便是心肝欲裂，越想越怒，越怒越是无法忍受。
其实如果范先就此收手，倒也不失一个富家翁，至少比一般的农夫要好不少，也算是家底不错的，但是毕竟横财来的习惯了，大手笔的花钱也习惯了，再想要回去，便怎样都是回不去了……
现在机会就来了。
更大更好更习惯的平台邀请，上不上，去不去？
有上帝视角，当然知道四九年国军待不得，可若是真就在四九年之时去问国军，又有几个能明天下之大势？
在范先心中，骠骑之处新法新律使得他日月侵削，举步维艰，而山东旧法旧约才是可以让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之处！
河东，只能是河东人的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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