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寒暄了片刻，可是谁都知道，既是君臣就不可能把这种无休止的寒暄说下去。
朱佑樘很快脸色就凝重起来，淡淡的道：“朕在此前，就曾有意愿，太子幼冲，朕若是假若真要走了，他与他的母后孤儿寡母，国事繁琐，只怕太子担当不起。”
“所以朕特意留下几个辅政之人，令萧敬署理后宫，萧敬此人忠心耿耿，已经辅佐了几个先帝，为人稳重而不喜张扬，让他来张罗后宫之事，可保他们孤儿寡母无后顾之忧。”
朱佑樘顿了顿，继续道：“内阁三位学士，刘健善断，李东阳善谋而谢迁善辩，此三人都是干练之人，若有他们掌着内阁，也不会出什么乱子，他们三人性格各异，可是总体来说，还是颇为忠心的。”
颇为二字，朱佑樘用的很巧妙，这个用词足见朱佑樘知人善任，他比谁都清楚，无论是刘健还是李东阳、谢迁，忠心固然是忠心，可是也有他们的算盘，儒家倡导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其实照现实来说，假若君臣遇到父子呢？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家族，每一个家族背后都有自己的利益，一旦国家的利益和家族的利益相悖呢？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公私之分，在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大多数人显然会倾向前者，因为家族是亲情和血脉的延续，而家国必定太过遥远，满朝的这些大臣们，之所以要用颇为忠心四字来形容，正是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一旦公私的利益起了冲突他们会做出什么选择。
其实其他大臣不太好说，内阁三位大学士，朱佑樘还是相信他们能以社稷为重的，可是不要忘了，除了公私之分，对朝臣们来说，还有一个利益，即为皇权和文官的利益，一个是皇权一个是官权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分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是其实在这中间，却有极大区分，皇权和官权其实从明初起就一直在维持着斗而不破的局面，太祖在的时候，官权被死死的压制，官员生不如死，太祖想收拾谁就收拾谁，想杀谁就杀谁，官员们风声鹤唳，胆战心惊。
到了文皇帝时期，官权仍然没有占上风，地位却渐渐的有了些改变。
到了仁宗时期，仁宗为人宽厚，倒是颇为圣明，对官员似乎也还不错，正是因为如此，文官集团一跃而起，毕竟皇帝不是万能的，皇帝不可能事事兼顾，对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精力充沛倒也没什么，可是到了仁宗时期，文官已经开始把手伸进了许多皇权的领域，一个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原先作为秘书的阁臣渐渐走上了前台，成为了天下的中枢。要知道在朱元璋和朱棣时期，内阁只是一个秘书机构，而内阁大臣官职卑微，虽然能时常接近皇帝，可是真正拍板做主的却是皇帝，他们并没有选择权，只是负责一些文案的工作。
仁宗之后，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文官权柄越来越大，以至于政事皆出于内阁的缘故，不只是如此，内阁不但开始管理政务，开始负责官员的升迁，甚至开始管理军务，而皇帝渐渐成了摆设，不之成了摆设，更成了文官们随意玩弄的对象，比如有的官员美妾如云，家中富丽堂皇，可是皇帝一旦冒出星点选秀或是修缮宫殿的念头于是便抨击不断。
按理说皇帝选秀和修缮宫殿确实不太厚道，可是文官们家境这般好，人人都吃的肥头大耳，个个醉在美人膝下，却又要大义凛然的告诉皇帝要如何如何，这分明就是只许朝官放火不可百姓点灯。
于是，皇帝们不甘忍受了，于是在朝廷之中，一个争权的游戏便开始上演，皇帝既然拿文官们没有办法，于是便索性提拔太监，让太监们来对付这些文官，太监在皇帝的支持下，渐渐的与这文官玩起了拉锯战，今日你占上风，明日文官们又胜一场，一直到了弘治朝，到了弘治朝之后，事情发生了改变。
朱佑樘决定停战，他之所以停战其实并不是向文官们妥协，而是因为朱佑樘有一个本事——勤勉。
也就是说，朱佑樘让太监们滚到一边去玩泥巴，并非是想任人摆布，而是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文官，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朱佑樘很有本事，每天从清早到天黑，每日都在孜孜不倦的批红奏书，朝廷里每一件大小的事务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把太监们踹到了一边缓和了与文官的矛盾，可是同时用自己孜孜不倦和充沛的体力把文官们伸向皇权的触手也都挡了回去。
其实这利益关系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皇帝不是万能，所以需要文官们来分担这些权利，而为了压制文官，太监们就捋起袖子站了出来。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皇帝大多比较懒惰，懒惰就容易架空，而一般懒惰的皇帝都不甘架空，于是便采取分权的办法，把相当一部分权利分给了太监，至始至终，皇帝和文官既和合作者，同时也是敌人，而太监对文官是生死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皇帝的工具，这乱七八糟的关系是建立在皇帝懒惰之上，那么若是皇帝勤勉且圣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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