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有个问题，就算五寨堡的粮田恢复到以前风调雨顺时，粮食产量也是远远不能满足黄来福心目中的需求。
中国几千年来大部分实行的是精耕细作，自给自足似的自然经济，五寨堡当然也不例外。
这种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以种植粮食为主体，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生产自给为目的，经营方式落后，农民年复一年重复简单劳动，所得很少，由此造成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缓慢。
这种自然经济不但生产力落后，而且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无力，单人独户，个人力量总是小的。一遇天灾人祸，人民往往流离失所。
当然，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生也是有原因的，中国一向人多地少，耕地不足，想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只能在单位面积上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这就是精耕细作的由来。
五寨堡虽然有许多军户在为黄家种田，但事实上，也还是这种小农似的运作方式，以前风调雨顺时所得在黄来福看来就不多，眼下灾患频繁时就更少了。
不过见识过后世那种大农场，大农庄似的生产方式，黄来福当然不会再用这种自然经济似的生产方式，五寨堡一带地广人稀，正好实行大农庄计划，不说五寨堡，就在这北方九边各地，地广人稀，土地也多得是，而且由于小河时期的灾害，许多良田都废弃了，正好可以利用。
这种大规模农场似的生产方式，是那种小农似的生产方式不能比的，不但可以大大提高粮食等作物产量，而且抗灾害能力远比那些小农似的生产方式强多了。好比后世那些大公司，大工厂，总比一些小家庭工作坊来得生产力强，抗压力大。
就拿不远后的英国来说，1633年时，贵族巴洛的庄园里有57户公簿持有农，耕种庄园土地的23以上。另有7名租地农场主，租用土地不足13。但是，这7名资本家所缴的地租数额却接近巴洛庄园地租收入总数的近12。16年之后，在同一个庄园，租地农场主增加到10人，共租用庄园土地的42％，所缴地租却占总额的67％。而耕种近58％土地的46户农民，所纳贡赋只有地租总收入的29％。
这就是许多领主热衷于圈地的原因。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就是由于资本家租地而直接促成的。几十年后的英国，大农场或大牧场似的生产方式，就取代了英国以前那种自然式的土地耕作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而且，大规模农场式的生产方式，由于实力雄厚，很容易采取先进的科技，使用新的耕作方法和耕作技术，扩大耕地面积，改良肥料等，提高粮食产量，形成良性循环。
其实在大明朝后期，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类似的大田庄式经营方式。
明末的一些江南地区，由于土地兼并，有些地主占地上万亩，乃至几十万亩，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刺激下和大量脱离土地的劳动力存在的基础上，一些地主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出现变化，注意起大规模综合经营，以使土地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苏州常熟谭晓的经营方式颇具典型意义。他的经营规模很大，并且获得实际的成功。他雇佣百余名乡民为其劳动，他将部分土地出租，大部分土地雇工经营。从他数以万计的土地来看，从垦辟、种植到管理，需要的雇工数量是很多的。谭晓庄田中的大部分产物都是投放市场的，空间利用非常巧妙、合理。可以说，这是一处以商品性生产为目的的、立体化经营的农场。
又有万历年间的潘允端，在他田庄拥有的一、二千亩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雇工经营。种植的作物品种也是多样，包括稻、麦、豆、菜子、棉花、蔬菜，以及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圆等果品，木樨、桂花、梅花、牡丹、蔷薇、竹、柏、松、冬青、桧、棕榈等花木。田庄产品除自用外，也有部分产品投放市场。也是一处典型的大农场式经营。
不过这种大农场式经营现象只是少数，在当时的大明朝，自然经济还是占了决对地位，特别是在北方一带，更是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是主导，在几十年中的小冰河灾害中，被摧残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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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在中国的几千年农业生产中，曾有很长时间远远领先于西方各国。
中国在战国时便实行了复种轮作，而欧洲，直到18世纪30年代，才在英国出现轮作制。
中国最早普遍使用的施肥技术是在战国时期。欧洲直到公元10～11世纪，才开始在农田施肥。
中国最迟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采用分行栽培作物与精细除草的方法。但在欧洲，到公元18世纪才采用这些农耕方法。
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发明的多管种子条播机耧车，而西方直到公元16世纪还没有条播机，种子要用手来点播。
中国很早地摆脱了劣犁的束缚，而西方几千年来，一直使用一种效率极低，消耗体力极大的方式犁地，造成对人的时间与精力的最大浪费。
到中世纪晚期，欧洲才知道有犁壁这种东西，带有壁的中国犁在公元17世纪时由荷兰海员带回欧洲。到公元18世纪70年代，它是最便宜而又最好的犁。西方设计者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对这种犁进行了革新，产生了近代犁，它是对我国的犁进行多次改进的结果，也是导致欧洲农业革命的极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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