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遍及西安、延安、庆阳三府及凤翔、巩昌二府的部分州县。各地农民惊恐万状，扶老携幼，逃到各地乞讨度日。
而对这样的严重灾荒，万历帝不得不尽心赈灾，一直忙到年底，才松了一口气。
老实说，这种忧虑的日子，万历帝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从万历初年开始，这老天就明显越来越有问题，不是南方水灾，就是北方旱灾。
各种频繁灾害的结果是，不但北方民众衣食堪忧，九边军民问题也非常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而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常年频繁发生大旱，导致屯田收成锐减，甚至有些年景还颗粒无收。
屯田不能自给，就需要明政府发给军饷粮饷，加上长期的内外多事，致使军费开支猛增。英宗时，每年支边军饷银只数万两，到万历初期时，军费已是高达８百多万两。万历二十年时，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军费支出达１４６０万两。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前后１０年间对后金用兵，军费达６０００多万两。
由于灾情年年加重，加上战争不断，到万历三十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万历三十六年，给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发现者库存银只有８万两，外库荡然无存，而同时拖欠的军饷已达１００余万两。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拖欠各边镇军饷银达九百六十多万两。
边镇粮饷对国家财政的耗竭到了极大的地步。到了万历末期，尤其是辽东危急之后，国家财政基本上已是无力回天，导致了对后金战事的失败。
对于上面这些大局势，五寨堡的军户们是不懂的，他们只知道，因为天灾原因，五寨堡所属的屯田已经好几年没什么收成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只能靠上面每年发下来的一点可怜的月粮度日罢了，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黄来福所见的五寨堡的军户生活只是当时九边军镇军户们生活的一个缩影罢了。
恶劣反复的气候让大明朝的北方军民们不知所措，这老天爷是怎么了？黄来福却知道，这样的悲惨的日子，将来还要过下去，并且是连绵几十年，越到后面就越严重。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小冰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共有两次，一次是在五胡乱华时期，一次就是在这明末时期。尤其是明朝末期1580年——1644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
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整个气温的回暖一直到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才恢复。
极度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明末河南商丘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一书中，对崇祯时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
“……崇祯3年旱。4年旱。5年大旱。6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7年夏旱蝗。8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9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10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11年大旱蝗，赤地千里。12年大旱蝗，沁水竭。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14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15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豫变纪略》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吕氏曾任兵部尚书，退休在家，目击河南灾情严重、不吐不快。奏疏写于崇祯七年，字字沥血，不忍卒读。
黄来福的目光停留在了电脑上，历史上，创造了灿烂文明，但又饱经苦难摧残的大明朝并没有挨过1644年，虽然几年后灾难便逐步缓解并最终恢复正常，土豆和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也很快得到推广。自己的到来能改变大明朝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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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硕果飘香。10月29日，记者从五寨县有关部门获悉，五寨县秋收工作即将告捷，实现粮食生产连续4年大丰收，预计今年粮食总产可达2.2亿斤，较上年新增粮食5100万斤，同比增长30.4％，创历史最高水平……”
黄来福目光停在后世五寨县的一则报道中，慢慢的，他有了决定，就是在五寨堡优先发展农业，反正后世的五寨县也是农业大县。
虽说黄来福电脑中近现代工商科技资料很多，但联系到目前自己的实力情况和当时所处环境，黄来福还是决定先发展农业，这是自己目前条件所可以做的，五寨堡本来就以屯田为主。工商业当然也要发展，不过等到五寨堡军将们丰衣足食有了钱粮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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