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受鼓舞的上官丞相，在次年再接再厉，又颁行‘市易法’、‘募役法’、‘裁兵法’、‘置将法’等林林总总十三项发令，使第二年的税收又翻了一番！
这些法令涉及齐国的士农工商兵等各个方面，繁杂异常，若是一条条剖析说明，恐怕得说个三天三夜，但究其根本，乃是 ‘开源’两个字。
所谓‘开源’，自然是增加国家收入，具体说来，便是重新丈量天下土地，向原本隐匿不报的新垦土地课税；取消特权，向原本不交税的特权阶层课税，并让他们用赎金抵付劳役；由政府出资，向百姓借贷种子耕牛，促进农业发展；
甚至仍由政府出资金，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鼓励商业发展。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抑兼并。’的目的。
在上官丞相的铁腕之下，一系列措施实行下去，原先不交税的交税了，所以国家收入实现了非经常性的增长；而发展农业、鼓励工商的措施又使国家的经常性收入稳健增长，前景不可谓不美。若能贯彻下去，国家何愁不富强？民生又何愁不安乐？
然而我们知道，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有时候甚至会背道而驰。齐国的变法经过头两年的蜜月期之后，问题开始一个个显露出来……
皇亲国戚、豪门大族、中央官员们开始抱怨诉苦、仇视变法；地方官员开始阳奉阴违，甚至直接改弦更张、恢复旧制，就连本该拥护的商人农民似乎也怨声载道、畏之如虎。
而原先最能为上官丞相长脸的国库收入，也在经过了头两年的激增后，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颓势，到去年仅比变法之前多了一成不到……
失去了这样法宝，那些利益受损的士族豪门，更是大肆抨击新政，意欲除之而后快。虽然不敢直接攻击老丞相，但非难迫害起执行变法的官员来，却是不择手段、不遗余力的。
哪怕有上官丞相尽力护着，内外交困的变法官员，仍然忧思难忘、心灰意冷，告病请辞，能闪多远就闪多远，颇有些避之不及的意思。
这都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向来专心修禅、不问世事的皇帝陛下，终于禁不住那群皇亲国戚的聒噪，开始过问起变法的情况了。虽然老丞相历经三朝，门生故吏满天下，在朝中可谓是根深蒂固，且又有百胜公的相知相许，即使皇帝也不能轻易动摇他的地位。
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大齐毕竟还是皇帝陛下的，而他上官云鹤再牛逼也改变不了打工仔的身份，对于来自老板的质疑，他不得不耐心解释……若是一味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早晚有众叛亲离、凄惨收场的那一天。
但上官丞相明白从变法那天起，自己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变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改变了太多的祖宗成法。即便是成功了，还有可能重蹈卫鞅的覆辙，更别说若是失败了……还不得被那帮子权贵给撕了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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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一边咬牙坚持，一边苦苦思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出在哪里呢？这也是后世政治家、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说是新法本身的痼疾；有人说新法是好的，只是下面人阳奉阴违、给执行坏了；还有人说，上官丞相太过自傲，不能团结群众，以至于众叛亲离、变法失败，等等等等，众说纷纭。
直到大学者王安石发表了《论上官云鹤变法失败疏》之后，终于获得了各方的认同，才算是形成了个官方说法：
王安石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上官云鹤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却没有触及核心问题──‘支出太多’！
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朝廷冗官太多、军队空额太多。不针对到‘冗官’‘空额’，财政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但上官丞相的改革，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
馆陶的《改良邹议》上说的明白，除了‘开源‘还要‘节流’！通过裁汰政府冗员、缩减政府开支；通过严查军队空饷，减少军费开支。根据馆陶测算，如果节流做得好，军政开支至少会每年减少一千万两，国库又怎会拮据？
而现在上官丞相仅‘开源’不‘节流’，就好比向一个满是窟窿的水桶里注水，又怎能注满呢？
其二，政策本身也有致命缺点——拿 ‘青苗法‘之实行为例。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但实行起来却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却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互相担保后，再逐家摊派数目，称为‘散青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为了应付朝廷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
而在具体散派过程中，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因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而人家中上之家还用得着借钱下苗、度春荒吗？
需要钱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却推不掉，这还谈什么惠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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