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的首要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润。这一点中外都是一样的。
朝廷不是公司，但南洋既不归六政府管，至少暂时不归六政府管，那么下南洋就不得不考虑赚钱。不赚钱的话，朝廷是否会为了更长久的利益、解决人多地少这个矛盾而下南洋？
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至少朝中一些人对此并不热衷，觉得守着已有的一亩三分地就够了。百姓下南洋求活可以，但让朝廷为南洋出钱、鼓励百姓移民、支持百姓移民，这就有些难。
大臣都是聪明人，这不是脑子聪不聪明连这点事都想不明白的问题，而是三观问题。
康不怠总说刘钰不是大顺人，其中的原因就是刘钰的思维方式和此时并不一致。
就如所谓大明“得国最正”这四个字，按照刘钰的理解，是出于阶级出身，朱元璋穷苦出身、底层起义、驱逐鞑虏的正义性；而按照大明文人自己的说法，这个“得国最正”的缘由，是“臣杀君为弑、臣反君为叛、臣逆取君位为篡”，这三件事朱元璋都没沾，没当过蒙元的臣，所以得国最正。而剩下的……司马家、杨家、李家、赵家，还有那些乱世中五代十国之类，“弑、叛、篡”，这三字必然能沾上一个。
同样认可的“得国最正”，但认可的内核和逻辑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刘钰从外面看怎么看都是个大顺人，但骨子里根本不是大顺人一样的道理。
放在南洋问题，也是一样的。
以刘钰的三观来看，下南洋，实在是对的不能再对的决定，这还用去讨论、去考虑吗？哪怕暂时不赚钱，下南洋也绝对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可以朝中的观点来看，那就又不一样。
包括皇帝，虽然支持下南洋，但与其说是被“长久之利，可解人多地少之矛盾”说服的，不如说是因着“每年弄个三五个河南的赋税不成问题”。
如今把这个难题抛给了牛二等人，他们颇受刘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更清楚其中的难点在哪。
要说朝廷的态度，首先要考虑皇帝的态度。
牛二等人终究不是大顺的高层、亲佞，并不能从更大的全局去考虑皇帝的想法。
刘钰倒是明白，但他不想和他们说。
皇帝的逻辑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
皇帝的逻辑，以史为鉴，以前朝为鉴，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不能说错：那便是天朝这么辽阔广大，只要内部不出问题，外面一时间是杀不死的。能改朝换代的，只能是天朝内部，暂时还轮不到外部势力。
以此出发点，下南洋的意义，其实还有一个。
那就是废漕改海。
南洋有西洋人，大顺拿不到绝对的制海权、西洋人的堡垒基地在距离大顺很近的地方，那么大顺是没办法废漕改海的。
废漕改海，能否海运，从来不是问题。
倘若海军没有证明自己“可以镇着整个南洋”；倘若没有完成下南洋、彻底驱逐西洋势力……那么，废漕改海就是一句空话。
今儿把运河废了，明儿西洋人的舰队直接拦断了长江流域到京城的海路，南方来一场叛乱，西洋人稍微一支持，效刘钰在日本土佐之事，则恐天下大乱。
是以下南洋，意味着废漕改海最大的担忧也消散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钱的问题。
南洋也好、贸易也罢，是为了挣钱。
挣钱，是为了花，尤其是对皇帝而言，皇帝没必要当守财奴，弄到钱是为了花出去。
在皇帝看来，若下南洋成功、若垄断香料贸易成功、若垄断东西方贸易成功、若全面接盘VOC在亚洲的商馆市场……多出来的这笔钱，优先往哪花？
这些问题，牛二等人没资格考虑，也不可能考虑。
但这个问题很现实。
当年江苏节度使提议废漕改海，刘钰闷着头不说话，也不表态。皇帝也是一种和稀泥的态度。
但实际上，皇帝是认可江苏节度使的考量的。
运河、黄淮，自送宋代以水代兵之后，已然成为了帝国之癌。曾经最为富庶的黄淮，如今成了大片的贫困区。很多明末发生的奇幻故事，诸如除夜权、比如佃户要为主家避讳等等，都是发生在黄淮地区。
而且大顺的天下取自大明，大明从哪起家的？这一点没有王朝比大顺更在意黄淮地区。
这里不能席卷天下，但很容易“为王前驱”，地处帝国的腹心之地，乱起来就是纵横数省、隔断南北。
虽然因着运河、淮河、黄河的分割、阻隔，使得这里即便爆发起义，也容易被困死。
但若是这里持续糜烂，消耗帝国的军力财力，就很容易为王前驱，其余更适合的地方就可能出现一股势力。
站在皇帝的角度，整个逻辑是这样的：
要废漕改海，首先要确保南洋的安稳，没有强大的海军势力可以威胁到海运，保证京城的粮食。
要保证南洋的安稳，就需要一支舰队。所以为了这支舰队，要投钱。
要废漕改海的同时，还能安置黄淮运河地区的百姓，这就需要钱。
原本的赋税和支持，基本平衡，捉襟见肘。需要新的财源，来保证废漕改海的费用。
新的钱从哪里来？
南洋。
至于说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皇帝也有自己的想法。
百姓活不下去，才会下南洋。只要让朝廷在南洋有一定的势力，政策上允许百姓下南洋，但并不是如同内地省份一样管辖，这不也可以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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