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克尼尔的决断非常果决。
接到命令的荷兰士兵立刻放弃了大炮，向后撤退，并入到步兵队伍中。
雇佣来的布吉斯人骑兵，毫无主动性的掩护着荷兰人的侧翼。如果是精锐的自己人的骑兵部队，这时候应该主动朝“叛乱者”的侧翼运动做出威胁。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不需要真的去冲击，只要贴的足够近，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地掩护。
但显然，这些布吉斯人的骑兵，并不想消耗自己，他们很清楚自己只是收钱办事的本地雇佣军而已。如果大顺这边给钱，他们一样也可以给大顺卖命；他们的那些当海盗的族人，如果起义军给钱，或许也真能将起义军送去婆罗洲。但如果荷兰人给钱更多，当然也会卖掉起义军。
归义军在夺取了荷兰人的大炮后，并没有继续追击，基本算是目送着荷兰人撤离。
当夜归义军就在城堡里歇宿了一夜。白日里海上出现的舰队，引发了这些士兵们的讨论，士兵们习惯性地避开军官，私下里谈着白天出现的朝廷的舰队。
这些归义军士兵、前糖厂的失业奴工们，对朝廷的感觉，很复杂、很复杂。
他们最开始来巴达维亚，是被骗来当“猪仔”的，不是来做买卖的商人。荷兰人可恨，糖厂老板也差不多。可是一样，但凡能在老家安稳过日子，能活下去，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离开家人父母，跑到南洋来求活。
闯南洋，某种程度上讲，站在被迫离开家乡的人的角度，和西方的圈地运动羊吃人差不多。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农民的身份，去陌生的地方用陌生的方式求活。
他们之前对朝廷的感觉，只能说是毫无感觉。
在基层，基本感受不到朝廷的存在，打交道的都是地主秀才宗族族长。
他们知道朝廷叫大顺，知道皇帝姓李，知道得交税纳粮服劳役，剩下的，基本就没什么印象了。
等到来到巴达维亚之后，远在异邦，按说能够觉醒“我是谁”这个概念。
但巴达维亚的情况又不一样，糖厂的承包者，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华人；甘蔗园的监工，基本也都是华人；给他们钱币不给铜钱银币、警告他们敢闹事就去巴达维亚举报说他们没有居留许可证、没居留许可证要被荷兰人抓去服劳役到死的，还是华人。
这种情况下，让他们自发觉醒自己的民族意识，那是扯淡。如果把糖厂承包者都换成荷兰人、把监工和不给他们钱的老板都换成荷兰人，便可能觉醒。
但有些黑色幽默，历史上红溪惨案发生前后，对居留证审查不严，每年过年要把钱币代币兑换成铜子回家的要工钱大戏开唱的时候，能主持这个公道的反而是荷兰人……虽然大部分时候都会收钱向着糖厂老板，但偶尔也会有那么几个秉持法律和公正的人。在百姓默认当官的都是王八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时代，稍微做那么一点点正常的判定，也会被歌颂传唱。
很神奇或者并不神奇的是，这些奴工和那些和他们一起干活的爪哇人的关系相对更好一些。反倒是那些和他们一样黑头发黑眼睛的糖厂承包者监工等，和他们的关系很差。
他们起义的原因，用史书上的一句话就能解释：【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因为传闻荷兰人会把没有居留证、没交人头税的人，送去锡兰。但实际上在船到了海上后，会直接把人扔到海里。
可以想象，在起义初期，他们对朝廷是什么感觉。一群人能说出诸如“他李自成能起事干一番大事，从个农民当了皇帝。他李自成干得，我等缘何干不得”这样的人，对朝廷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
但这种态度，伴随着朝廷干涉巴达维亚的移民政策、朝廷作保迁徙锡兰、皇帝用内帑给交了三年人头税一事，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们的心态，渐渐变成了“皇帝和一些大人是好人，但一些奸臣不干正事”。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这是他们能够心向朝廷的基础。
伴随着牛二等人对黄班等奴工中的高威望者的清洗，朝廷派来的人越发的多，有政治理念、哪怕是远走婆罗洲这种不成熟的、幼稚的政治理念的人被肃清，剩下的人渐渐也就从啸聚山林、火山聚义的起义者，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受招安的归义军。
也同样的，在糖厂的时候，压榨他们的是蔗部承包者。
而在火山地区，围剿他们的，是荷兰人，以及流亡的本地土着小封建贵族。
敌人的改变，也促使他们逐渐找到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共同体，虽然这个共同体的实体远在海的那一边，但他们至少已经不反感了。
这种转变的心态下，白天出现在大海上的朝廷舰队，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在朝廷的枢密院里挂着号，但依旧为朝廷舰队的出现而欢呼。
夜渐渐深了，点点篝火在井里汶城堡的周围点燃，归义军士兵们围坐在火堆旁，讨论着白天的过去、以及明天的未来。
“朝廷出兵了。这一次，荷兰人指定是完了。听头领们说，这一次朝廷派出了好多军舰。而且还是领兵打罗刹、攻西域，逼着荷兰人不准杀人的那位大人带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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