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皇权和勋贵的角度来看，皇帝觉得刘钰过于悲观。
尤其是这些年就没提出过什么关于内政的意见，要说他不懂，皇帝觉不相信。
就文登改革、土佐仁政这两事就能看出来，这人绝对懂。
可是懂，又半句不提，好容易提个漕运改海运的建议，那也是随后就装傻，再不提了，显然是内心觉得没意义，办不成。
至少皇帝是这么想的，皇帝也是真的没想到刘钰心狠到“君子远庖厨也”，在这等着运河黄淮出大灾彻底断了运河河道，再去解决。
在皇帝看来，刘钰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外扩张。
让人口去蒙古垦荒、去伊犁种麦、往东北鲸海使劲儿移民、打下南洋让穷的活不下去的有条下南洋的路。
大顺早晚是死，但可以晚一点死。但就算死，也要肉烂在锅里。
这话刘钰从未明说过，也不可能有胆子明说，可皇帝却从刘钰这些年的作为感觉出来，朝中最有闯劲儿、最朝气蓬勃的那个，实际上才是朝中最绝望的那个。
皇帝也知道，刘钰这一套治标不治本，可相对于朝中和一些大儒们的想法，这似乎又是个唯一可行的方案。
颜元的均田、黄宗羲的破一统再封建、李塨的三十年地租赎买……听起来都挺好，但做起来哪一个都比移民垦殖难上一万倍。
就拿这里最简单的李塨的“三十年地租赎买”的想法来说，李淦心想要是朝廷有这本事，什么事办不成？
刘钰的办法虽然费钱费力、治标不治本，但怎么看都还有可行性。
此时见卢挚垒也看出来了问题，只是没有像刘钰一样那么敢说话而已，这是聪明人的说法，和刘钰那种愣头青完全不同，遂问道：“爱卿所言本末之说，朕亦同感。只是爱卿有何良策治本？莫要空谈，前朝失天下不就失于空谈吗？仁政朕可以施，本朝正税本也不多，但是百姓依旧苦，是何原因你非不知。学堂官学历代也建了不少，教化仁义也一直在做，爱卿既谈标本，那么蠲免钱粮是本？是末？若蠲免钱粮之类的手段都是末，本又该如何做？”
卢挚垒一时语塞，皇帝叹息道：“倭国之鉴，当有三处。”
“其一，封建断不可行。如今西洋诸国已在南洋，若行封建，必与西洋人勾结。”
“其二，海军必要大建。海上运粮运兵，百倍轻省于陆地，海疆万里，若无海军，则处处可乱。”
“其三……嘿……”
说道其三，皇帝忍不住苦笑一声，半晌道：“其三，当施仁政。内若无乱，外敌何惧？当真如卢爱卿所言，若倭人仁政爱民，鹰娑伯之土佐计，甚用没有。”
说罢，又看着刘钰道：“鹰娑伯执意攻倭，这是在给本朝为鉴呐。爱卿用心，朕今日方知。”
“征倭于战，经爱卿之手，不过二百万两的小事，尚不及改土归流平叛所耗；伐倭之鉴，吾当细察，莫使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秦人之事，时间相隔。远不如一衣带水的倭国更叫人警醒呐。”
听到皇帝这么感慨，刘钰赶忙道：“臣并未想这么多。”
“呵……”
皇帝似笑非笑地呵了一下，瞥了刘钰一眼，问道：“治本、治末。鹰娑伯可有治本之策？”
刘钰把头快要摇成拨浪鼓了，心道大顺没救了，等死吧，早晚的。
路走到这，其实已经走不通了。
跟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搞工业化，能救华夏，但……大顺必死无疑。
工业化的痛苦，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外部市场相对大顺的体量，还是太小了，哪怕就现在不工业化，只要西欧各国放开关税真搞自由贸易，就大顺现在的生产力，足以把整个西欧的手工业冲垮。
这胎里的病，也算是自百家争鸣后，一切美好都归于三代之治、终极理想是复古的原因——前面的路太可怕了，所以还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何心隐的萃和堂是如此；颜元的井田王政是如此；李塨的三十年地租赎买公田制依然；黄宗羲的破一统而再封建均田还是如此。
只能在这个圈里打转，走不出去了。
换个洋气点的名字，儒家发展到此时此刻，面对新时代的曙光和黑暗，其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浪漫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唯一的途径是反动，使社会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中去。
萌芽长成的大树太可怕了，要吸血吃人腐骨蚀魂，那我直接把萌芽砍了不就得了？
什么叫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既要理想，又要小。
那便是，仁义之下的井田制，仁义之下的行会制，仁义之下的乡贤乡村。
其实也挺好的。
只是这句话是有两个要素的。
“理想化”加“小生产模式”。
后者，小生产模式，好说。
前者，“理想化”这三字等同于扯淡。理想化的仁义，带来的就是现实的不仁义。
这是为什么日本非要锁国、非要搞一土一作制、非要压制商人的原因；是为什么前明一开始就把天下设计成一个几乎不流动的大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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