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开始后，以军首先在德拉方向上发动猛攻，并且在戈兰高地与贝卡谷地方向上都发动了进攻，以求牵制叙军的战略预备队，让叙军在两条不太重要的战线上消耗掉预备队，从而无法支援德拉。
事实上，当时叙军的战略预备队就两个师，而且是两个刚成立的预备步兵师。
正是如此，战后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巴拉姆没有分兵作战，而是把主力集中在德拉，以军很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突破，比如在攻占德拉之后，依然有足够的兵力向北挺进，或者及时攻占安曼。
显然，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戈兰高地方向上，以军的兵力本来就不占优势，而且这是叙军的主攻方向，哪怕只抽调一个旅，后果也难以设想。至于贝卡谷地方向上，就算有充裕部队，也很难及时到达，而且当时在贝卡谷地方向上，以军存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其战略价值将比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更加突出。
说白了，巴拉姆的战略部署本来就是两线突破。
按照他的设想，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之后，叙军将把主力放在大马士革南面，如果此时能在贝卡谷地方向上取得突破，就能实现对叙利亚的战略大包围，在下一次会战中全歼叙军主力。
当然，前提是首先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
根据战后公布的一些资料，巴拉姆在“德拉会战”之前就制订了类似的计划，打算在德拉方向取得突破之后，快速向贝卡谷地增派四到六个旅，而以军将在此期间围歼面向戈兰高地的叙军，把另外十多个旅解脱出来。等到以军整备停当，能够在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战略包围圈上投入五十个旅。
毫无疑问，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别说攻占大马士革，让叙利亚亡国都不是问题。
只是，宏伟的战略计划，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会战初期，以军在德拉方向上的突击打得很顺利，战线稳步推进，但是没能大规模歼灭叙军主力部队。
根据以军的战报，当时好几次突破都被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击溃，而叙军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正一步一步的退往德拉。
也就是说，以军没能形成突破，而是在平行推进战线。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在推进的时候，以军的侧翼将毫无遮挡的暴露在中国军队面前。
当时，巴拉姆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右翼部署了六个旅的反击部队。
到了十九日夜间，蒋博文发起反击，在左翼、也就是以军右翼方向上一口气投入了十支突击集群。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博文有点操之过急了。
要知道，这个时候，正面推进的以军离德拉还有二十公里，叙军的正面防线依然十分牢固。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蒋博文在二十日上午、也就是以军推进到德拉城外的时候发动反击，就很有可能一举突破以军的右翼防线，然后包抄以军大后方，一举包围三十二个以军旅。根据这个判断，这些人认为，蒋博文依然欠缺实战经验，如果换成戚凯威，肯定不会过早发起反击。
事实上，即便换成戚凯威，也会在十九日夜间发动反击。
原因只有一个，正面防线上的叙军已经动摇了，而且撤退速度正在加快，随时有可能演变成溃退。
真要如此，第十三集团军在东面的反击将失去意义。
要知道，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即二十日凌晨三点，以军就打到了德拉城外，并且在天亮的时候完成了战术穿插。
当然，这也与蒋博文在二十日凌晨，从正面方向上抽调四支突击集群有关。
不管怎么说，当时蒋博文肯定认为，叙军即将崩溃，再不发起反击的话，丢掉的将不仅仅是德拉。
结果就是，中以的精锐部队在苏韦达省西南地区遭遇了。
虽然蒋博文投入的反击兵力只有两万多，而以军六个旅有三万多人，但是在极适合装甲部队机动作战的戈壁沙漠上，突击集群的战斗力能够发挥到极限，而以军六个旅中，只有两个装甲旅。
在这场沙漠装甲战中，突击集群的机动作战能力与基本战术得到了充分验证。
相对而言，编制较为庞大的以军过于笨重，很难在高强度机动作战中掌握主动权，也就很难占据优势。
结果就是，巴拉姆不得不提前动用预备队。
到了二十日凌晨，发现以军已经增派了四个旅的预备队之后，蒋博文认为时机成熟，迅速在更东面的地方投入四支突击集群，对以军进行战役包抄，即从以军右翼以东大约二十公里处向南穿插。
如果这次穿插打成功了，那么以军在右翼的十四个旅将全军覆没。
可惜的是，这次穿插没有打成，或者说没有获得完全成功。
当时，巴拉姆已经意识到，中国军队的突击穿插能力远超过他的预料，所以在向右翼增派四个旅的时候，还向东面派遣了一个步兵旅。也就是说，巴拉姆非常担心中国军队进行战役包抄。
此举，不但拯救了以军右翼，还拯救了以色列国防军。
根据战后用计算机进行的模拟演习，如果当时巴拉姆没有向最东面派一个步兵旅，蒋博文的四支突击集群将毫无阻挡的到达以军右翼侧后方，而且肯定不会停下来，而会在进入约旦境内之后，继续向西穿插，攻占贾比尔站，切断以军的总退路。要知道，四个突击集群肯定能够守住贾比尔站，围歼已经进入叙利亚境内的二十多个以军旅。打成这样，以色列国防军离完蛋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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