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九日，以色列国防部把修改后的作战计划递交给了美国国防部。
当天下午，在请示了卢卡斯之后，康拉德批准了援以方案，运载着六个装甲旅主战装备的船队在当天晚上出港。
虽然麦卡锡与乔丹一直在推卸责任，但是两人都没有否认现实。
当时，两人都表示支持以色列的作战方案，即借道约旦，从南面撕开叙利亚国防军的边境防线，然后沿着安曼到大马士革的高速公路向北推进，首先围歼聚集在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的叙军，再进行右翼包抄，包围大马士革。如果一切顺利，以军将在占领大马士革之后回头收拾约旦。
可以说，该计划非常大胆，也充满了想像力，在战术上更是无懈可击。
问题是，不管是以军、还是麦卡锡与乔丹，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这么打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要知道，到这个时候，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还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不是不同情埃及与叙利亚，而是认为埃叙与以色列的争端源自第五次中东战争，属于旧有矛盾，因此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无关。
显然，约旦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即便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约旦也保持中立，而且还在战后为促成双方和解做出了重大贡献。
相对而言，约旦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一直比较好。
如果以色列悍然入侵约旦，除了导致约旦参战之外，只会有一个后果，即使整个阿拉伯世界同仇敌忾。
十一月十日，拿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以军作战计划，康拉德就去找到了卢卡斯。
在总统面前，康拉德全面陈述了入侵约旦的风险与危害，希望总统能够出面干预，让以色列不要这么做。
当时，康拉德还提到，以色列与其借道约旦，还不如借道黎巴嫩。
不管怎么说，黎巴嫩不是阿拉伯国家，而且一直是中东矛盾的热点地区，以色列进军黎巴嫩的政治风险低得多。
卢卡斯被说服了，当即就给以色列总理打了电话。
显然，以色列总理不会忽视美国总统的建议，因此以色列总参谋部就不得不在作战计划上再做权衡。
问题是，借道黎巴嫩，对以军没有任何帮助。
要知道，黎巴嫩南部地区在真主党的控制之下，而真主党的大老板就是叙利亚。此外以军还必须经过贝卡谷地才能迂回到叙利亚的战略防线后方，而以军能否及时控制贝卡谷地还是个未知数。如果进军贝卡谷地的行动受到影响，叙军就会抢先一步，把这里变成以军的坟场。事实上，即便一切顺利，以军成功通过了贝卡谷地，也将在转为向东进军的时候遭遇叙利亚国防军的主力部队，因为叙军有足够的时间在霍姆斯加强防御部署，更有足够的能力打一场内线战争。对以军来说，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贝卡谷地只有一条公路，后勤保障将是天大的难题。
当时，以军总参谋长、兼陆军参谋长巴拉姆就提到，进军黎巴嫩是自寻死路，坚决不肯修改已经制订好的作战计划，甚至以辞职做威胁。
以色列总理没有接受巴拉姆的辞职请求，只是让他延迟几天发起进攻。
这个时候，美国这边也炸锅了。
得知康拉德通过卢卡斯干预以军的作战行动之后，麦卡锡怒不可遏，当天就向卢卡斯提出了辞职请求。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让国务卿来指挥军队该怎么作战，他这个国防部长又该干什么呢？
这次，支持麦卡锡的不仅仅有乔丹上将，还有其他三位参谋长。
军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国务院的手伸得太长了，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总统必须明确国防部与国务院的职责。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卢卡斯的政治手腕再次遭到质疑。
当天，他向麦卡锡表示，给以色列总理打电话是他的意思，与康拉德没有关系，而且国务卿也没有越权。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卢卡斯是想袒护康拉德。
这也无可厚非，康拉德是他最重要的助手，而且国内的动员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少了康拉德肯定会困难重重。
问题是，这种袒护某一方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变得更严重。
十一月十一日，麦卡锡再次提交辞呈，乔丹、阿诺德、马歇尔与里梅尔也同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
也就是说，军方以总辞呈的方式向总统施压。
当时，麦卡锡明确表示，如果不可能制止康拉德的越权行为，国防部就无法正常运转。
事实上，这已经在暗示必须卢卡斯，只能在国防部长与国务卿之间选择一个。
这下，卢卡斯没辙了。
没有康拉德，动员会受到影响，可是没有了五位主要军事负责人，美军就会瘫痪，至少会受到严重影响。
当天晚上，卢卡斯召见了康拉德。
十一月十二日，康拉德正式提交辞呈，卢卡斯立即就批准了，随即任命国家外交顾问斯科菲尔德为国务卿，由财政部长伯克莱利负责组建“战争动员委员会”，全权负责战争动员工作。
这是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一次政局变更。
按照后来的评价，这次变更的好处大于坏处，主要就是消除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的矛盾，而且明确了军事、外交与经济的职责范围。但是客观的讲，这轮政权变更的驶作俑者就是卢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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