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联合舰队准备出港，绝对不是小事。
中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加强战略禁运之后，虽然日本提出过抗议，也在外交上采取了行动，但是没有增强军事对抗手段，联合舰队一直停在港口里面。现在采取行动，意味着日本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在牧浩洋等人商讨调整作战计划的时候，黎平寇也在元首府召开了高层会议。
与牧浩洋的判断一样，黎平寇也认为，日本增强军事对抗手段，表明已经在核武器项目上取得重大突破。下一步，日本就将宣布制造出核武器，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在政治上向中国摊牌。
中国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谈，要么打。
显然，在日本决心制造核武器，成为核俱乐部成员的情况下，谈判根本没有用。
高层会议上，黎平寇的提议获得通过，即只要日本宣布制造出核武器，就以“华盛顿条约”向日本宣战。
当然，外交上的工作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会议结束之后，杜小蕾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专机，以中国国家元首特使身份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她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向美国摊牌。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表明中国的立场，即日本拥有核武器是中国的底线，也是中国发动战争的最后一个必要条件。
同时出访的还有黄瀚林。
他将以国务院总理身份首先访问俄罗斯，然后访问英国与法国，以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巴西、南非与澳大利亚等“华盛顿条约”的主要缔约国，公开中国在日本核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在此期间，黎平寇将以国家元首身份，跟朝鲜、巴基斯坦、越南等盟国领导人联络。
如此频密的外交行动，足以彰显中国的基本政策，通过第三方向日本当局传达准确的外交信号。
可以说，这是避免战争的最后机会了。
只要日本肯放弃核计划，中国就会在最后关头做出调整。
问题是，日本会放弃核计划吗？
以当时的情况，日本的最佳选择是密而不宣，即不立即宣布拥有核武器，等到充实了核武库之后，才宣称加入核俱乐部。可惜的是，日本根本等不起，因为充实核武库至少需要好几年，而持续的战略禁运最快能在年底压垮日本经济。对日本来说，就算拥有了核武器，也救不了经济。
日本积极采取行动，就是希望通过既成事实让中国做出让步，结束战略禁运。
说得准确一点，是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让更多的国家相信，日本有能力在这次斗争中取胜，从而使贸易恢复正常，至少让进口规模恢复到禁运之前，化解由禁运导致的国内危机。
只要贸易恢复正常，日本就能渡过难关。
也就是说，日本必须尽快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可以说，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
二十九日上午，在向腾耀辉询问了情况之后，黎平寇主动联系了牧浩洋，随后批准了牧浩洋的军事决策。
与承诺的一样，黎平寇给予牧浩洋所有军事决断权。
也就是说，只要黎平寇在高层会议上做出战争决策，牧浩洋就能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什么时候向日本发动战争。到了这一步，政治因素成了次要问题，最终将由军事因素决定开战时间。
当天下午，牧浩洋下达了战斗动员令，取消了所有日常活动项目。
此时，皮球踢到了日本脚下。
与杜小蕾会晤之后，美国总统跟日本首相通了热线电话，转达了中国的基本政策，而且暗示日本首相，如果中国以核问题向日本开战，美国将根据“华盛顿条约”，拒绝履行对日安全承诺。
说白了，这也是美国的底线。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美国逐步从日本撤军，并且修改了《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条约》，明确了美国的义务范围，在基础条款中明确规定，日本不拥有核武器是美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先决条件。
可以说，美国也在防范日本。
也正是这项基本条款，使《美日安保条约》的法律地位低于《华盛顿条约》，也就让美国获得了置身事外的理由。
问题是，美国的警告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在牧浩洋下达战斗动员令后不到两个小时，驻扎在横须贺的第一舰队起锚，“飞龙”号航母率先进入出港水道。随后，驻扎在吴港的第二舰队起锚，十多艘大型战舰在“翔鹤”号的率领下驶出港口。
按计划，两支舰队将在伊势湾南面集结，组成联合舰队。
担任联合舰队指挥官的，正是东乡祖望上将。此外，还有第一舰队司令官樱井康茂中将与第二舰队司令官福原纯生中将。与东乡祖望一样，两人都是在二零一九年的东海战争之后晋升为将领。
事实上，现在的日本海军高级将领中，大多是东海战争时期的中层军官。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报仇雪耻。
只是，这谈何容易。
从综合国力上看，早在二十四年前，日本就被中国超越。在东海战争之后，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造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在日本国内，最理智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军人，特别是向东乡祖望这样的军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击败中国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可是最不理智的也是军人，而且也是东乡祖望在这样的军人，因为他们是最积极的主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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