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前，都是按需分配，按劳分配。因为古代生产力低下，全靠打猎和摘果子养活，古人生存环境恶劣。所以分配必须合理。不然，部族就自然被淘汰了！”
“所以上古时代，三皇五帝都是人族共主。公天下！”
“到了夏商周三代，变成了家天下，但分配也大体公平。因为那个时候的生产力也不高，外面还有东夷，西荻，犬戎这等敌人。所以必须报团，向外开拓。这才使从三皇五帝时，上古先民只占据黄河流域的数县之地，等到了东周时期，占据九州。”
徐子陵眼前一亮，脱口而出:“所以，人族只有在挣扎求存，刚好能活命之时，方能报团取暖。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对！”
秦诤道:“这与生产力有关系。上古采集狩猎社会，产出不高，大家不协同合作，则都得饿死，部族灭绝。然后先民从最开始的刀耕火种，发展到东周时期，耕种技术已大体成熟，则一个人就能养活几人。事实上，再也无需像以前那么团结。”
“所以，东周末年，到秦朝以前。这中间的时间段，是古人自三皇五帝以来，内斗，持续得最长的一段时间。”
寇仲就问道:“所以，春秋战国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古人拥有了内斗的资本？”
秦诤道:“这是原因之一。根子还是在于抢地盘，争土地。”
“周代是分封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赐土分矛。”
“先民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慢慢向外武装开拓，才有如今的九州之地。此时对外开拓的领头人，是为诸侯国君。合伙人，是为贵族。那时候是民与君，共天下。民，称为国人。因为向外开拓，胜则开疆拓土，败则举族为奴。所以此时也必须报团。容不下多少私心内斗。”
“道德经云:天之道，损有余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三代是不得不大体公平。而人心皆是自私，都欲多抢多占。”
“当然，这也是迫于种族延续的需要。比如，一人能有二十亩地，便足以活命。所以七口之家，有百余亩地，便足以养活。但这七口之家，是会繁衍生息的。所以必须多贪多占，才能保证家族延续下去。”
“所以实际任何制度，都不能根治这个治乱兴衰到问题。能够把土地分配，控制在合理的范畴，使土地和人口，处在大体平衡的状态，就是治世。超过这个平衡线，就是逐渐动乱，直至天下大乱，改朝换代。”
寇仲默然半响，问道:“就没有办法根治么？”
“难以根治。但有两个方法可以缓解！”
秦诤道:“其一，是对内努力提高耕种技术，提高收成，若以前能养活一个人的土地，现在能养活三五个人，那自然会大幅延长这个平衡度以内的时间，延缓乱世的到来。”
“其二，是不断向外开拓。秦汉时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诸夏而后夷荻。”
“说白了，就是道德仁义，只针对自家人，对外就要用武力征服。内圣外王！”
徐子陵道:“所以乱世的最大原因，在于贵族失去了进取，失去了德行？”
“对！”
秦诤道:“自秦汉以降，这天下最大的祸乱之源，便是士族。天下实际只有两个阶层，民与士族。天下真正的主人，便是士族。”
“士族，本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到三代期间，不断武装开拓的头领、贵族们的后裔。秦汉之后，就渐渐堕落。丧失了先辈向外开拓，为族群争夺生存空间的圣德和勇武。从对外开拓，转向对内压榨，成为了天下治乱循环的祸因和根源。”
徐子陵就叹道:“这就是人性了。”
寇仲就叹道:“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对内压榨，躺在先辈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自然是比向外开拓，要轻松得多。”
秦诤心中暗赞，这两位都是真正的天才。孺子可教！
“对，分配方式，核心就在于爵制。礼记王制篇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一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是诸侯武装开拓，该有的待遇。理所应当。所以秦汉，讲非军功不爵，就是延续的这个传统。”
“到后来，君王出于私心，分配不公，对没有半点军功的亲近侍臣，亲厚子女之类，也大加分封。君王带头破坏制度，小弟们自然是心不服。”
“国君失德，则诸侯离心，方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即小弟们不听老大招呼了，大家各玩各的。”
“至此，先民报团武装开拓时期，正式结束。”
“秦始皇扫六合，一统天下。车同文，书同轨。结束了春秋战国内斗。为后世定了一个混一天下到目标。因秦用军法治民，使得六国之民，心怀故国。加之失去地位的六国贵族，心怀不满。遂有后来楚汉相争，刘氏代秦之事。”
“所以改朝换代，实际就是重新洗牌。就是把前朝失衡的分配方式推翻，把贵族世家，铲除掉一批，然后把他们的土地拿过来，重新分配给天下人，恢复大体平衡。”
“所以才说，大乱之后才有大治。所以必须经过厮杀争斗，把贵族世家清除掉一批，把人口消耗掉一批。令土地和人口处于大致平衡状态，方才会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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