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斋于火烧圆明园的第二年，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由沈阳小西门里迁来北京廊房二条。从聚珍斋在沈阳开张到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火烧大栅栏，殃及廊房二条等繁华街市，聚珍斋是在劫难逃被烧毁，五十二年的苦心经营，一旦化为灰烬！
光绪二十六年时杜老二己经去世，而杜家在宝坻县成为闻
名的大财主。聚珍斋由一位姓沈的经营。沈掌柜在聚珍斋被烧毁后去找少东家。
那时不少人认为火烧旺地”这句话有道理。不少老年人都知道，前门楼子外边，在明代崇祯年间和清代乾隆年间着过两次大火，这个地方是越烧越兴旺。自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一日着大火，焚毁官民房四千一百有七间后，到光绪二十六年前，前门大街恢复、逐渐形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光绪二十六年被洋鬼子放火焚烧后，有人断定，前门大栅栏、廊房头、二三条、珠宝市、西河沿、打磨场将要更加兴旺发达，寸地千金。被烧毁的店铺尽力恢复，很少有让出地盘儿叫外来人开买卖的。
杜家拿出九千两银子恢复聚珍斋，光绪二十八年正常营业。宣统元年，廊房二条街道铺面又慢慢繁华起来。这一时期清末民初阶段，东洋人、西洋人来买珠宝玉器的多了起来。聚珍斋沈掌柜不做外国人生意，他亲眼看见洋兵烧毁北京城的商业繁华区，肚里有气，排外心理使他见洋人就叫骂“鬼子！”、“驴、牲口、畜牲！”说西洋人身上汗毛长是尚未开化的野人。
聚珍斋珠宝器铺一直做本庄生意，就是专做国内军政首脑、豪绅、贵妇、富贾、银行界、梨园界知名人士的珠宝钻翠生意。主要经营翎管、扳指、'朝珠、顶珠、帽正、带钩、带扣、烟嘴、烟壶、图章、别子和供妇女装饰用的各式各样的宝石、翡翠、碧玺、钻石戒指、耳环、坠子、手镯、扁簪、珍珠脖链等等。经营方式主要是在门市上“等主侯客”，辅以“送货上门”，张罗大买主。这家珠宝玉器铺同古玩行，特别是琉璃厂古玩铺交往多而密切，有时合伙做古玩珠宝生意。
沈掌柜经营聚珍斋时，收了六个徒弟：谢楚卿、刘锡臣、李仲五、刘赫卿、刘敬斋、任献亭。民国初年，沈掌柜年老体衰，没精力做买卖，派三徒弟李仲五去山西太原、太谷收购珠宝玉器；让五徒弟刘敬斋主持门市业务。聚珍斋的生意做得不错，一年下来有十来万流水。
民国五年，沈掌柜去世了。临终前他同东家商议，由三徒弟李仲五接替他当经理，五徙弟刘敬斋做副经理，四徒弟刘赫卿也做副经理，要排在刘敬斋的后头。大徒弟、二徒弟和六徒弟都吃人力股，在柜上看堆，不管事。
沈掌柜的安排很得当，他对自己的徒弟心中有数。李仲五看货有眼力，珠宝钻翠、古玩字画，都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他同师兄弟的关系好，善于交际，交了许多买主和卖主。他当了掌柜的，大师兄、二师兄都服气，师弟们也都拥护。经理的人选得当，人员各得其所，聚珍斋走上复兴，在廊房二条珠宝玉器行业中赫赫有名。
聚珍斋的珠宝钻翠货源在北京和山西。北京的官宦多，山西的财主多。李仲五跟沈掌柜学了三年徒，眼力好，在城里和外地搞收购，不买打眼货，赚钱不入私囊，完全交柜，所以受到东家、掌柜的赞赏、器重。他跑山西收购有经验，当了聚珍斋的大掌柜后，他把经营业务全交给刘敬斋，自己还去跑山西。
山西的财主多，清代时我国的大财主在山西。传说明末时，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开设票号。“票号”是以汇款及放债为业务。我国未设银行之前，山西人设票号遍及各省，搞汇兑和存放款，存款利息很少，放债则是高利贷。又传说，票号中的规则极严密，是顾炎武所订。按照顾炎武订的规则，票号称雄我国商业二百余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吾国银行业历史上之色彩》说：“吾国银行业发韧于山西。”
李仲五跑山西主要是到太原、太谷，那里聚居山西财主多。
孔祥熙就是太谷的，他家开票号。
清末民初，太原、太谷的屋宇高大，室内陈设讲究，硬木家具，八仙桌、架儿案、太师椅、顶箱立柜，花梨紫檀雕刻镶嵌，古玩书画，珠宝钻翠，金银财宝，老财们收藏不少。
太谷有家大财主，地窖里藏储着儿千斤重的大银球，开票号以家藏银球、金山为号召。乡亲们将余钱存入他的票号，出远门携带银子不便，票号开票据，到各省的分号都可汇兑现银。
铸银球为了号召，也是防偷防抢，大银球谁也搬不动、抢不走。我国的财主和皇帝，历来都是千方百计防止外人夺他的天下，抢他的财物。而历史却证实，家破国亡，多出于子孙之不肖，愚昧无知，腐败堕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此话是有道理的。
山西老财唯恐自己的子孙守不住他的家财，又怕子孙在外闯祸，有人想出个笨而傻的办法，就是让他儿子抽大烟。他认为人要是有了大烟癮就老实了。反正自苎的金银财宝很多，儿辈人也抽不完。他却不知抽足了大烟的人，胆子比平时大，甚至什么都敢去干；当烟瘾上来没钱买烟时，什么都敢卖，而且卖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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