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交给孔胤正的任务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
他想要的就是一本《儒学ABC》，最好简单到识点字就能看明白的地步。所以不要用文言——朱慈烺本人的古文很好，他是两辈子的学霸，能不好吗？而且现在文官的奏章多半都是文言，朱皇帝天天看，文言的水平能低得了？
但是他也知道，学文言是很痛苦的事儿。一是在日常生活中用不上，用不上的语言是很容易遗忘的；二是文言的歧义比较多，为了省字儿嘛！那时候文言是刻在竹简木板上的，必须得省字儿。但是现在有那么多纸，为什么不能多写点字，把事情说清楚？
儒家那些东西，说实在的，用白话文来写是很容易理解的。无非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加一个天人合一的天理——就是儒家的上帝嘛！
这一套东西如果精炼一下，再用白话文来写，念完小学就能粗通，读完中学肯定就能讲得头头是道了。可是要上全文言，那可就难了！光是读通就费老鼻子劲儿了。
当然了，儒学要往高深了去是没有尽头的，儒家学说往高深的方面研究就是“格物致知”，也就是探寻天理，或者叫寻找上帝！但这并不是绝大多数儒生需要追寻的事情，而是大儒们的研究方向，和传播儒家学说没有什么关系。
而朱皇帝要扩张儒学，使其与佛教一起天朝文明圈子的双主线，当然就需要一本通俗易懂的《儒经》了。
“衍圣公，您说陛下要编一本通俗易懂的《儒经》？”
“正是，天子真是我儒家的大圣啊！他这是要让儒家大兴，要让天下人人习儒，个个成圣。孔某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看过一本白话《儒经》就能成圣？成圣哪儿那么容易？就是我等都称大儒者，谁又敢言成圣？”
“不能成圣就不要习儒了？圣人的道理难道只是为了可以成圣的人准备的？”
武昌城的武汉太学（现在的太学有应天太学、武汉太学，还预备开一个天津太学）内，从东湖宫过来的孔胤正，正在和武汉太学的祭酒黄宗羲，司业王夫之、张果中讨论编纂《儒经》的事情。
孔胤正摸着自己的钢针一样的络腮大胡子，一脸佩服敬仰的表情：“先圣就说过要有教无类，所谓无类，当然也包括愚笨鲁钝之人。文言其实是古言，对于今人而言晦涩难懂，光是读懂就是大学问了。愚笨鲁钝之辈光是一个文言就不知要学多久，哪儿还有多余的精力和财力去学圣人的道理？
圣人的道理，难道是为天资聪颖，而又负担得起多年苦读之费的人准备的吗？对于我等教书育人之辈而言，是传播圣人的道理重要，还是教人学文言重要？因为文言难学而耽误了圣道的传播，不是舍本逐末吗？
幸好有圣天子编《儒经》教化天下，要不然我等妄称大儒之辈，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圣道难传，真是惭愧啊！”
黄宗羲和王夫之听了孔胤正的“马屁话”，都露出了一些鄙夷的神色。这个衍圣公，学问和武艺都是很好的，对儒家的大道也有贡献，称为大儒也名副其实。只是太喜欢拍马屁......看来这辈子是没机会成圣了。
“衍圣公说的有理，现在的确是圣道难传啊！”说话的是河北大儒孙奇逢的高足张果中。
他老师孙奇逢是河北大儒，少时时保定府著名的神童，十七岁中举，当时还是万历年间，可谓早成。二十二岁入京应礼部试时闻父亲过世，回家结庐守孝，守完父孝之后刚准备再去考试，他母亲又过世了，然后继续守孝，又是三年。从万历年一直守到天启年。接着又撞上了魏忠贤把持朝政，而他又和东林党人走得太近，奔走营救左光斗等人，还给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上书，请他入朝收拾魏忠贤......这么一闹腾，自然也甭想在魏忠贤手里中进士了。于是就只能醉心学问，当一个大儒了。
后来崇祯上台，孙承宗、范景文要举荐他出仕，他都推辞不出，安心在乡著书立说，教书育才，培养出了一大批河北名儒，形成了一个夏峰学派（夏峰是孙奇逢的号）。
再后来遇到了甲申之变，天子南幸，东虏入关等一系列的剧变，原本打算一辈子做学问的孙奇逢也不能在乡下呆着了，只好带着门人子弟投奔高鸿图、左懋第，一块儿保卫孔林了。
结果孔林还是叫人给倒了斗......还倒出了一个《子论格物篇》，于是孙奇逢也不做官了，带着门人子弟在山东登州办了个夏峰书院，专门研究《子论格物篇》，还研究出了一些成果，他的学生张果中还因此入了太学，先是当教授，后又当上了武汉太学的右司业。
不过孙奇逢和夏峰学派出了点成绩，也改变不了儒学在北方难传的现状！
张果中叹息道：“如今虽大儒辈出，但是小儒却比不上崇祯年间了......河北乡间的后生都不怎么习儒了，即便习了一些，也是粗通而止了。”
黄宗羲道：“那是因为没了科举！太学毕竟不是科举，而考试为吏也不能和科举入仕相比，所取之人多了，门槛当然就低。而且小吏是办事的，武艺算学这些比儒家道理更实在，所以下面的吏员考试也只要求粗通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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