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也是给后人留下了不少东西的。
可惜很多都在战火之中被损毁了。
比如他辛辛苦苦领头雕刻的熹平石经在关西大混乱时期被损坏了一些，遗失了一些，后来郭鹏帮忙寻找和修复，也没能全部找到。
还有他辛苦编撰的《东观汉记》在关西混乱时期遗失了，找不到踪迹。
郭鹏派人寻找过，一样没能找到，只能请蔡邕自己重新写一遍，可惜很多资料已经遗失，他的记忆力也没有那么好。
现在他想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也能完整的保存好，证明他曾经存在过。
于是他就想到了修史书。
这应该是可以让自己青史留名的最佳证明。
种种情绪主导下，蔡邕上了这份奏表给郭鹏，请求郭鹏允许自己开始修撰《后汉书》。
郭某人其实也有自己修史的打算，只是暂时没有具体行动，更没想好要修《后汉书》。
他只是想搞一部《太祖实录》，把持一下舆论环境，目的也是为了打击那帮士人。
郭某人一直都在搞自己的记录史料小组，收集各种士人官员的黑材料，打算编纂《太祖实录》，宣扬士人政治的丑陋。
他要把《太祖实录》传下去，作为打击士人政治的政治武器，巩固自己的统治，却没想到要给东汉帝国修一部史书。
现在蔡邕提出来这件事情，郭鹏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可以稍微操作一下。
让蔡邕领衔，自己派一支团队给蔡邕，由蔡邕主导，奉皇命官修史书，修一部【真实详备前所未有】的《后汉书》。
必须要由官方主导，如此重要的话语舆论高地，怎能让与他人？
那些乱修史书的私人谁知道屁股坐在什么地方，会怎么编排历史人物？
会怎么编排自己这样卑鄙无耻且无可辩驳的人？
为了登上皇帝之位，郭某人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直接间接干掉了多少本能大放异彩的人物，这一点，他自己也不是不清楚。
有没有处理好后事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之类的，他也不敢保证。
这方面要是容忍那些被他打压的家伙们肆意编排，可就有点郁闷了。
虽然郭某人做好了粉身碎骨的最坏打算，但是……
好吧，他没有那么洒脱，没那么豁达，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占据皇帝之位，手握大义名分，居然任人编排。
舆论阵地自己不去占领，就会被敌人占领。
郭某人出道以来最不能容忍他人占领的，就是舆论阵地。
众口铄金，人言可畏，不能掌握舆论高地，就要吃瘪，吃很多很多的瘪！
郭某人绝不认同！
所以他决定派官方团队负责此事，让蔡邕来牵头。
官修史书的大义名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虽然郭某人对很多人一样，对史书的可信度保持怀疑态度，比如最直接的，开国皇帝出生必有祥瑞。
郭某人几乎可以想到无数年后给魏国修史的史官也会记载郭某人出生的时候天降祥瑞。
但是很可惜，郭某人专门去问了郭单，当年自己出生的时候，什么异象都没有。
不过某些时候，写史书的人也不是笨，相反，他们非常精明，记录史料的时候把春秋笔法玩得很溜。
涉及到血淋淋的政治斗争，那当然是敏感事件不能记载，但是他们也有办法用各种曲笔把这件事情留下蛛丝马迹让后人明白。
比如刻意写出一些在常人看来怎么看怎么觉得不符合常理的内容，留给后人去深究。
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后人往往能从简单的几句话里观察到一件血淋淋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政治事件。
或许这就是部分修史书的人所最后留存的职业精神吧？
而现在这些事情轮到郭某人了。
他建立魏国，是接受了汉帝刘健的禅让，是【和平】从汉帝手里得到了皇位，建立了魏国。
魏国和汉国之间是一个继承与传承的关系，没有血淋淋的斗争，没有不和谐的事情发生，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畅与和谐。
所以对于《后汉书》的修订，自然是以和谐为基础。
对东汉诸帝要多加吹捧和美化，如此，也能让人感受到魏国是真的继承汉国的国祚而建立，而非篡权夺位。
如此，也能间接证明魏帝国的正统性。
虽然这种正统性目前已经无法质疑了，魏帝国的统治根基日渐深厚，郭某人的权力也越来也大，越来越稳固。
这种时候修《后汉书》，更是一种政治姿态，一种宣布自己的正统性无可置疑的政治姿态。
想到这里，郭某人就派人去把担任司徒高位的魏帝国名义上的第一官员请来了勤政殿，由郭某人亲自接待。
蔡邕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郭某人了，尤其在崔琰案发生之时，蔡邕作为司徒，很好地贯彻了政治花瓶的存在意义。
和当时崔渠案爆发的时候一样。
蔡邕待在太学里教授课程，一言不发，对外界的政治问题没有任何看法，让太学生们【莫谈国事】，继续潜心学习。
“读书的机会对你们来说是很难得的，外面发生了什么，不要去在意，陛下不会让任何人冲击到太学，而你们若要进入仕途，便唯有太学一条路可走。”
这是蔡邕当时对所有太学生说的话。
然后太学生们在整场风波中没有任何动向。
蔡邕就像是一尊大佛一样，坐在太学里不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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