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从哲道：“梓山这般说，定有理由，我愿闻其详。”
“为主帅者，万不可在临敌时自乱阵脚，意志不坚。当年下官在宁夏时，北虏犯边，地方上慌乱，将领们均是说虏骑甚众，不可与敌。结果我派副将送了酒宴过去，就说是劳军，虏骑惊慌，居然就那样退兵了。”黄嘉善道：“杨风筠当然知兵，不过，我看他是当年蔚山一役失败，胆气有些弱了！”
“看他的信，各路将领胆气不壮，确乎其然，另外，军需不足，器械不精，这也是有的吧？”
“阁老，边镇兵马，向来打的不是营兵啊。”黄嘉善理所当然的道：“辽东事起后，调的都司以上武官有三百多员，他们的家丁加起来便有近两万人，东虏全族丁口不过六万余，加上汉军之类也不到十万人，其中精兵与我大明诸将家丁相差不多，我又有营兵火器之利，人数且远在其之上，这一仗，看不出有不打的理由！”
“当然，”黄嘉善又道：“临敌相机决断指挥，亦很要紧。进兵的路线，诸将调派，激励士气，比如斩首老奴的赏格，这些不妨提的高些，用来激励将士，如果杨风筠将这些事做好了，下官看不出东虏有什么胜机。再怎么说，东虏向来比北虏好打，嘉靖年间建州卫多次犯边，结果被李成梁剿杀的很厉害，努儿哈赤也是仰李府鼻息，这才幸免于祸而已，相比较北虏，下官觉得东虏不过是跳梁小丑，边将夸大其勇也是有的。”
方从哲觉得黄嘉善也有些过于依赖他当年在西北抚边时的经验，对东事不怎么用心考察，所以恐怕他的话不能尽信，然而他自己从未认真去管过边境之事，在此等事上也只能仰赖黄嘉善的判断。
况且朝中上下，包括兵科给事中在内都觉得大兵云集，对东虏痛加征剿即可，此时说出忧虑失败的话，方从哲担心自己原本岌岌可危的声望瞬间就会雪上加霜。
“既然如此，”方从哲也不提杨镐派了专差送信的事，他道：“本兵与我同发红旗至辽东，催促杨风筠即刻进兵，至迟不能延误到三月初一之前，我公觉得意下如何？”
“敢不从命？”黄嘉善笑道：“天兵一至，东虏必成齑粉矣！”
……
天黑之后，送信的把总才被叫到方府之中，方从哲也没有见他，只叫了一个书启幕僚拿着复信给这把总，吩咐他今晚过后，明天早早出城，不得在城中耽搁，两天过后，务必将这封复信送到。
另外这个幕僚告诉把总，朝廷已经决意发下红旗，催促用兵，所以他的回信一定要在红旗抵达沈阳前送到，否则怕杨督师会措手不及，闹出笑话来。毕竟这个把总此行是请延长进兵期限，方从哲也不希望兵部红旗派到沈阳时，自己的这个心腹督师还蒙在鼓里。
把总只是一个下层武官，在国朝中前期时，把总武官身负要职，经常是指挥佥事以上一级的武官才能担任的军职，到万历末年时把总的地位已经和当年判若云泥，这个把总只是个百户武官，六品武职，在督师行辕一抓一把，说白了就是个打杂跑腿的差役，行辕里负责很多杂事的中军官就是游击衔的军职，三品武职，在巡抚或巡按上门，甚至是兵备道，参议，同知们上门的时候，中军官也得笑嘻嘻的跪下参见，武职官不值钱，也没有人将他们放在眼里，越是这般，他们了解到的底层的东西就越多，心中的担忧就越重。
这个把总平常在行辕里头，见识到大人们的虚骄之气，似乎不将东虏放在眼里，而他看到的中下层的武官，还有普通的营兵，甚至是那些装备精良的家丁，提起和东虏做战时，每人心中都很犯嘀咕，甚至是感觉胆怯。黄嘉善和方从哲说话时，一切经验都是从宁夏和西北的情形出发，那里的套寇就是火落赤，说是有十几二十万人，其实是连老夹幼带妇孺的数字也不足此数，真正的披甲估计也就是几千人，而且平时散居各处，明军将领带几百家丁就能赶走几千上万的牧民，辽东面对的是几万人的精锐军队，编制上下分明，军纪森然，进退有序，旗鼓完整，而且主力披甲兵的装备器械都远在明军之上，抚顺关一战，明军主力一万多人出战，结果被后金兵一鼓击破，除了少数人逃脱外，连总兵在内的一百多武官和一万多战兵全部战死，马匹损失几千匹，军资器械损失无数，这次惨败加上抚顺失守，清河失守又损失过万人，连续惨败之后，在辽东的明军已经渐渐失去对后金的必胜信心，特别是现在天气尚且寒冷，军马还很疲瘦，未曾认真喂养，军饷缺乏，各镇都有欠饷，士兵粮饷不足，士气很差，马匹的豆料都被上下贪污或是分食了，上头的这些大人物养出这样的军队来，却偏指望他们能够轻松的战胜强敌，获得胜利，想来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个把总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相府，这一次他身负重任，虽然没有看过信件，但大抵知道所行的任务为何，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他内心带着一种沉甸甸的灰暗感觉，离开了方从哲的府邸，前往一所辽东都司在京城里的会馆去休息了，到了明天一早他就又得赶路折回，只是来去的心情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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