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在崇祯七年转进过四川，那一次的荼毒令川中许多百姓至今闻“黄虎”色变。次年，赵营入川，四川再度鸡飞狗跳。而本年闯、赵二营联手席卷重来，声势无疑较前两次更为浩大。
侯良柱战死军灭、川北一片糜烂自不待提，而今，作为省府所在的成都城，也陷入了兵临城下的困境。李自成放言，誓要攻破成都，与蜀王朱至澍“把酒言欢”。他的鬼话自无人相信。绝大多数人不相信的，是他要和蜀王饮酒之戏言，赵当世不相信的，是他攻破成都的决心。
之前提过，赵、李二人对终要离川的方针心照不宣，不过，他俩之间，也存在着分歧。通俗而言，李自成希望赵营来成都，与闯营会合，然后再择机一起出川，但强敌侯良柱既死，赵当世更希望提早与李自成分道扬镳。
促使赵当世决定脱离李自成的原因很多，主要说来牵扯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领导权，一个是生存空间。
纵然目前赵营人数较闯营为多，可闯强赵弱的形势终究难以逆转，和闯营联合，时间久了，就李自成自己没那个吞并的心思，赵营也会慢慢给闯营吸收同化。而同化的结果，不单是赵营彻底消失，赵当世以及赵营系统的将领们，也势必军权旁落、逐渐成为边缘人物。忙乎到最后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要说赵当世接受不了，拎出赵营的任何一个军将都不会接受。
况且赵当世通过一路上与李自成的交流，大致了解了李自成的战略想法。
可以说，李自成是一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这不是说他眼界狭窄，而是他始终认为，闯营的根就在陕西。离开了陕西，闯营就像没有根的树，终究难免败亡。也因为心存这个执念，他才会在诸寇纷纷离开陕西的大流下，依然选择留守，不惜赌上性命与洪承畴等官军周旋。他每次离开陕西，均因形势危急万不得已。就像这次，洪承畴在陕西布策得当，占尽了优势，他不能不以退为进，躲入四川以避其锋芒。但他明确说过，进入四川，一为了获取喘息恢复的机会，二为扯动陕西方面官军的部署，其中，后者的重要性还在前者之上。他之所以在川中闹出这么大动静，就是为了逼迫朝廷、洪承畴率陕军援川，利用川中复杂蜿蜒的地势，他有信心将陕军的部署完全打乱，从而获取再回陕西的战机。
既然李自成想回陕西，那赵当世就不能回去。陕西是闯营的老窝，不是赵营的老窝。李自成在陕西振臂一呼，可以死灰复燃，他赵当世做不到。且回到陕西，形势险恶，不是给官军灭了，就是给闯营吞了。赵当世不会傻到自投罗网，他需要的，是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和第一次入川相同，他最终选择的，还是去湖广。
如果说从流寇的视角看，陕西已经成为李自成闯营的势力范围，那么湖广乃至于临近的河南、两淮，仍然可以称为群雄割据。活跃在湖广以及广袤中原腹地的流寇们多如恒河沙数，而且其中规模大者，论实力，完全不在李自成之下。那里充满了挑战，但也充满了机遇。
在赵当世眼中，如今的赵营，远未可说成熟完整，尚似一头初生的牛犊。初生的牛犊，永远跟着母亲，被呵护关爱或是圈养在栅栏中望着那一片小小的天空，到最后的结果，不是被人宰杀，就是被驯服成俯首帖耳的良畜，这不是赵当世的追求。他希望赵营能冲破拘束，奔向无尽的荒原与荆棘野蛮生长，即便会遭到不计其数的艰难险阻，但只要挺过去，就有机会慢慢成长为一只百兽敬畏的大野牛甚至疯牛。
乱世，最宝贵的不是安逸，而是危险。危险带来机会，抓住了机会，就等于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和许许多多揭竿而起的百姓类似，赵当世一开始，也不过是个赤贫家庭的一份子。若无变故，作为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长大后能做到供自己以及妻儿衣暖饭饱，便是最大的愿望。但他抓住了机会，而后一个接一个又抓住了许许多多的机会，才造就了今天的赵当世、今天的赵营。欲壑难填，在赵当世看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在无尽的欲望的驱使下，他才会产生足够强大的动力砥砺前行。现在的他，当然不是最初那个只求温饱的贫家子，他的野心与欲望超出这十倍、百倍、万倍。他对此并不觉得羞耻，反而笃定一旦失去了更大的追求与欲望，那他离灭亡那天，也就真的不远了。
赵当世到达梓潼不久，就收到了李自成催促自己尽快前往成都的书信。他写了一封回信，交给来使，让他带回给李自成。信里委婉拒绝了李自成的邀请，并大概阐述了自己想去湖广的意图。当然，在信中，赵当世冠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要走，李自成也不会阻拦。因为在汉中时，赵营已经相当于帮着闯营度过了一道难关，只凭此一项，李自成就不该为难自己。
送走信使，赵当世召开了一次紧急的军事会议，将去湖广发展的方针正式传达给了众军将。除了惠登相等少数几个表示心里没底外，几乎所有曾经陪伴着赵营一路浴血奋战至今的军将，都举双手赞成。其中尤以侯大贵等几位宿将的态度最为坚定。时至今日，他们已然确确实实成为了赵营的中流砥柱，说是利益共同体也好，说有深厚的归属感也罢，总而言之，赵营在、他们在，赵营亡、他们死，一点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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