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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心里松了一大口气。梁丰刚才的思维，有许多是他无法接受的。他感到巨大的恐惧，不可想象，如果一个国家，连皇帝都可以随便更换甚至挑选的话，这天下还成什么样子？君主受命于天，这句话能如此根深蒂固华夏人民数千年，自然有它不可替代的内在合理性。
范文正公再强悍，再智慧，毕竟是生在这个时代，无法接受梁丰的那一套大胆设想。因此，当梁丰收住话头，只说眼前时，他才莫名地一阵轻松。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已经隐隐摸到了一种气息、一个道理。但那究竟是什么，范仲淹不能想，不敢想。只是他也认同，如果梁丰的思路成立，这必定是治疗目前吏治、国事的一剂良方。
左右为难的范仲淹，不敢再和梁丰交谈，而是缓缓起身，回到自己的公事厅，哐啷关上了门，陷入沉寂。梁丰望着他的背影，知道自己今天给他带来的冲击太大，人家需要时间来消化。
这一夜，范仲淹没有回家，甚至彻夜无眠，国子监的承局、杂役一直看着范大人屋里的烛光燃到天明。
等梁丰天亮来上班时，对面的们吱呀一声打开，出来一个面容疲惫，却双目炯炯的范仲淹，二人在院里相对凝视。半晌，范仲淹开口道：“也许你是对的，咱们干！”
梁丰笑了，他对老范有绝对的信心，他知道，眼前这个人的那颗心，不是属于哪一家帝王的，甚至不属于哪一朝百姓，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因此，他才能照耀千古！
两个大男人，没有做出什么肉麻举动。梁丰只是深深点头，范仲淹也不多说话，回头收拾书本，朝率性堂走去。
眼下国子监就梁丰自己和范仲淹两个任课老师，其他的包括蔡齐、薛奎、晏殊等都只是客座教授。就算他二人学识渊博有的是蛋扯，但毕竟还是容易引起学生们的审美疲劳。
因此，梁丰首先写了奏本，言道今国子监已经开始有复苏之意，但直讲们政事冗繁，未必有时间经常过来授课，恳请官家，要么允许国子监自己聘请名师，就是大宋知名的学着。不一定要有功名或者官职，但一定要有真才实学；要么就多任命一批，让朝中饱学之士都去讲一讲，也跟学生们培养些感情。
赵祯看了半天，有些犹豫不决，觉得两种法子都有可取之处，但又都有弊端。外请名师固然很好，但毕竟是在野的闲人。大宋的闲人，有个挺突出的特点，就是嘴巴大，啥都敢说。而且挺能理论联系实际，万一他们来上课，动不动就抨击政府，指责时政，还真不好弄。这些人既然能闲这么长时间，就可以看得出对功名是没什么兴趣的，孙悟空么还可以安个弼马温，野教授安排啥，他不在乎啊！
要是安排朝廷大臣多了也不好，从太祖赵匡胤开始，重用、重视文臣没错，但最大的心病就是防范结党。原因很简单，赵家的政策太宽松，有利于言者无忌，聚集一堆。朝廷的大臣们假若是真的分成若干小团体，那么他们就必然容易被各种利益牵扯、操纵。就算不是这样，政见不合互相攻击，也会大大削弱朝廷集权的力量。这已经够痛苦了，难道还要派去培养第二代么？因此，大凡担任国子监直讲的，其实都是一个荣衔，上两课，意思意思而已。名额不定、时间不定。这样就不容易培养出自己的衣钵传人，也不至于今后满朝都是老师、门生，乱七八糟扯在一起。
这一点，大宋比后来的明朝明白的多，也防范得紧。是不准朝中臣子之间互相以师生情谊随便交往的。所以梁丰和王曾关系如此之好，也不敢经常接近，更不敢在人多场合公然以师徒相称。
赵祯左右为难，他觉得梁丰给了自己一个难题，到底选择哪一种呢？
“来人，去请王相公来议事。”
一个小黄门应声道：“官家遮莫忘了？王相公今日去开封府，视察春日解冻，四河漕运去了。”王曾当着首相，却也要替京城操心，不把春天各条河流的漕运工作亲自看看，很不放心。
“哦，那就把丁谓和吕夷简叫来吧。”
张知白是不行了，过了年就没来上过班，一直在家吊命。张士逊监管工部、匠作、军器各监，也忙得很。只有吕夷简和丁谓两个老油条，处理公务不像王、张那样事必躬亲累死自己，相对悠闲一些。
一会儿两人都进殿，拜见官家过后，赵祯给他们看了奏本。二人对视一眼，默契地不为赵祯察觉一笑，心中有了主意。
“官家，梁玉田上本，臣以为不必理会。”吕夷简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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